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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issue No. 31 Updated Date: August 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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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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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恶意诉讼”为何会频现?
特约评论员 周州

劳动者的恶意诉讼要求企业加强管理规范,企业的恶意诉讼也要求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如此一来,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双方没有任何信任感可言。而法律的出台不仅没有遏制这种现象,反而成了它的助推器。这样的法律又有何进步意义可言?

最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动者"恶意诉讼"的案件。被告人王某伪造劳动合同要求公司支付提成款和经济补偿金近90万。在劳动争议仲裁环节,王某初胜,仲裁委员会裁决公司向王某支付提成款和经济补偿金近80万,但在向海淀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时候,法官发现了合同中的漏洞,并提醒公司以涉嫌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王某获刑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类似的恶意诉讼已经不鲜见。《劳动合同法》颁布后,一些劳动者动辄提出几百万的天价赔偿,甚至有高达40亿的精神损害索赔,在这些巨额的数字面前,不仅旁观者觉得是无理取闹,想必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咋舌。但尽管如此,仲裁委和法院还得乖乖按照程序做事,该受理的受理,该判的要判,断然不能因为荒诞的索赔而将其拒之门外。

法院显然已经意识到恶意诉讼给自身带来的麻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劳动争议审判状况白皮书提到,部分员工利用在职期间参与管理的便利,在离职时拿走用人单位留存的劳动合同文本或在空白纸张上私自加盖单位公章,之后起诉用人单位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及相关提成、奖金等。白皮书建议,劳动争议案件应确立"双保护原则",即审理案件时,既要依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应该注意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坚持社会公平秩序基础上的劳资利益平衡。特别是因企业管理不规范,导致个别职工滥诉的情形,要加大调解力度,最大限度缓解双方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情绪。

白皮书的目的是要警惕恶意诉讼,并为此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法官在审理时,要注意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一是企业自身要加强管理规范,防止个别职工滥诉。这样的结果颇具有讽刺意味。《劳动合同法》第一条明确指出,该法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今天看来,让法官们头疼的不是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是如何维护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此时,滥诉的劳动者成了他们的共同敌人。

诚然,法院如此好心表面上是为了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实质上恐怕还是想给自己减少一些麻烦。统计数据显示,《劳动合同法》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一年内裁决了295000件劳动争议案件,比前一年整整增加了95%。劳动争议频发,法官显然已经忙不过来了。若是再面对这些令人哑然失笑的天价赔偿,想必这些法官也会觉得自己本身做的事很荒诞。

恶意诉讼在《劳动合同法》之后频繁出现是既定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2008年以后,劳动冲突增多了。事实上,冲突依旧是那些冲突,矛盾依旧是那些矛盾,只不过,《劳动合同法》为这些冲突矛盾制造了一个排泄口。正如前面提到的,此法开宗明义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由此设计了不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劳动合同终止的经济补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连续两次签订劳动合同或连续十年工龄即为无固定期限合同等等条款,补偿金额最高可达12个月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人的本性是自私贪婪的,在如此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劳动者的道德风险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这种道德风险还无关于教育,并不是说受过良好教育的、素质好的,道德风险就低;相反,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就越有能力抓住法律的漏洞为自己服务,为自己谋利。所以,我们看到无数经理级别的人与诸如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发生劳动争议时,赢家通常是这些曾经担任经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员工。在这些深谙法律而又掌握一定权力的人面前,再好的企业制度都是无效的。而从正义的角度来讲,谁是受害者,谁是受益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无奈,在我们的法律面前,我们却保护了这些贪婪、违背正义的人。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法律源于西方,它的出现是因为对人性的不信任。西方人相信人性本质上都是坏的,人不可能通过自律或者互相监督来变得更道德、更善良。既然罪恶不能凭借人自身被消灭,那么就有必要订立一个行为标准用来限制、约束和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并威慑、警告那些准备作恶和可能作恶的人,这个行为标准就是法律。中国的法治之路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即便是《劳动合同法》也不例外。《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构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从侧面透露出一种假设,即企业都是坏的,我们制定这部法律就是为了要约束和惩罚那些作恶的企业。这种推定并非不成立。不可否认,恃强凌弱,践踏员工利益的企业确实存在,甚至不少,但也不能一棍子把所有企业都打死,好企业、坏企业都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且,在假设企业本恶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劳动者也是人,也是自私、贪婪的事实。在利益面前,劳动者未必就比企业更善良,甚至可以说,劳动者的道德风险比企业的道德风险更高,因为劳动者只是一个个体,他的社会圈相对较小,所受的道德约束也较小;而企业是个集体,他的社会圈更大,他要受到员工的监督、政府的监督、媒体以及社会的监督,他受的道德约束相应也更大。所以,就道德风险而言,法律更应该防范的是个体。

谁是真正的强势,谁是真正的弱势,真的很难说。一个员工如果在一家企业挣不到钱,他可以拍拍屁股随时走人,甚至还可以想个办法,弄个双倍赔偿;但如果一家企业挣不到钱,只要它开着,至少还得要给员工发基本工资。

传统上我们认为,企业是强势群体,员工是弱势群体。但在《劳动合同法》出台后,尤其是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谁是真正的强势,谁是真正的弱势,真的很难说。一个员工如果在一家企业挣不到钱,他可以拍拍屁股随时走人,甚至还可以想个办法,弄个双倍赔偿;失业了,说不定还能领到一笔失业补偿金。但如果一家企业挣不到钱,只要它开着,至少还得要给员工发基本工资,而且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如果倒闭了,还要给员工经济补偿、赔偿,而政府也不会给老板发什么倒闭补偿金。至少从现在看来,除了那些垄断和权势国企,在与员工对抗时,占绝大比例的中小企业、民企和外企都不再是一方独大的强势群体。而对那些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我们的政府却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劳务派遣规定迟迟出不来,那是因为这些垄断企业、国有企业在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一出台他们的利益就受损了;而为什么这些垄断企业、国有企业不惧怕双倍赔偿,不惧怕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那是因为这些企业里的正式员工都是领导的自己亲戚。而政府自己招用的那些临时工、非正式工,却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因为这些岗位都是公益性岗位,可以不受这些条条款款的约束!

劳动争议的恶意诉讼也不是单向的。既有劳动者的恶意诉讼,也有企业的恶意诉讼。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劳动争议审判状况白皮书指出:用人单位一方利用自身掌握全部管理性元素的优势,在不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且现金支付工资的情况下,否认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从而使劳动者一方处于完全被动境地。劳动者的恶意诉讼要求企业加强管理管理规范,企业的恶意诉讼也要求劳动者加强自我保护,如此一来,你防着我,我防着你,双方没有任何信任感可言。当今社会,毒奶粉、毒胶囊、毒白菜,地沟油……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已经到了一个何等严重的地步,而法律的出台不仅没有遏制这种现象,反而成了它的助推器。这样的法律又有何进步意义可言呢?这与我们当下所倡导的构建诚信社会同样也是背道而驰。再者,企业、员工成天都提心吊胆地"防偷防盗"了,还能剩多少精力去搞企业、谋发展?为了防止一些本不应该存在的风险而导致企业停滞不前,这样的付出值得吗?谁又会从中受益?

如一些劳动法专家而言,《劳动法》强调的是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劳动合同法》强调的是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劳动法到劳动合同法,和谐稳定替换了市场经济。和谐稳定和市场经济,孰轻孰重,很难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繁荣的市场经济,人民生活就不会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改善,长期的和谐稳定就不可能得以维持,暴动和革命那只是迟早的事。而市场经济需要的是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灵活的劳动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下,企业和员工的关系是平等、自由的;员工的工资福利、用工期限不是由政府或是法律规定,而是由市场决定;员工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应该对双方都有约束力;员工与企业应该同时出于对法律的敬畏而建立一种自我约束机制;员工与企业之间应该有基于共同利益的诚信……

在一个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中,劳动争议应该是趋少而并非趋多的;反之,劳动争议越多,劳动关系就越不和谐稳定。《劳动合同法》的动机是为了构建和谐稳定,但结果却导致劳动关系的更加不稳定。不知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有没有预见到劳动争议暴增的局面,而在劳动争议恶意诉讼频发的今天,又是否反思过这部法律的问题所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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